短暂消失的他们回来了，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
2010 年 12 月，突尼斯爆发革命，这一事件最初在叙利亚的反响非常微弱。覆盖城市的大雪减缓了人们的社会活动，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家中的油炉旁待更长时间。不过，叙利亚人在电视前目睹了突尼斯总统本·阿里 （Ben‘Alî） 的离开。几周后，埃及也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社会言论的限制被放开，无论是从深层次上，还是以审慎的方式来看，在开罗和突尼斯的街道上，一种新的阿拉伯意识出现了。叙利亚政府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国内受到影响。
巴沙尔总统有关突尼斯和埃及的讲话立场，直到 2012 年夏天都没有发生改变：穆巴拉克和本·阿里都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盟友，他们被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的意愿所打倒，而叙利亚政府知道自己应该倾听人民的意愿。另外，演讲中还提到，任何针对政府的破坏行为都是针对叙利亚的政治阴谋。然而，各种孤立的反政府行为却不断增多：一名库尔德军官在叙利亚东北部自焚，大马士革市民发起自发性反政府示威运动等。有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呼吁人们在议会大楼前举行集会。在寒冷多雨的星期六，叙利亚政府情报机构和特工被部署在选定地点的各个角落，一些“看热闹的”人在现场附近来回徘徊……
《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
[法] 马修·雷伊 著
李建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
3 月中旬，叙利亚南部和东部地区发生的两起事件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30］ 巴尼亚斯 （Banias） 的抗议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的社会公平，政府当局随即以该运动是社区性质为由，将这一抗议行动归咎于逊尼派的蓄意煽动。然而，当局却无法阻止德拉市居民发起的抗议运动。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的几天前，在一些家庭与地区和国家政府当局进行谈判之后，一群年轻人终于被送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事件的缘由是，他们在学校的墙上写了“哎！医生！轮到你了！”这样的言论。3周后，短暂消失的他们回来了，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周五的祈祷活动结束后，德拉市的居民们走上街头，高呼社会公正，并要求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德拉市周围的社区一个个地被动员起来，周围村庄的居民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城市被参加游行的群众所包围。抗议政府的运动扩散开来。大马士革郊区的杜马 （Dûmâ），然后是霍姆斯，再到拉塔基亚的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抗议活动。除了拉卡北部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地区以外，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群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大多数抗议者都没有政治经验，不过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寻求自由权利的途径，他们想要像埃及人那样，通过在城市中占据一个关键位置，来迫使政府当局屈服。4 月 18 日夜幕降临时，抗议者们在霍姆斯市的时钟广场 （Place de l’Horloge） 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政府当局迅速做出回应。到了次日清晨，广场上已恢复如常。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所未有的局面出现了。被压抑了如此长时间的社会言论终于解放了。无论在哪里，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互相讨论、争论、攻讦、谴责并不断高喊出新的政治口号……整个叙利亚迅速地陷入政治斗争之中。政府当局对此主要做出了三方面的反应。当局批准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宣布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以新的反恐法取代紧急状态法，恢复在 1962 年人口普查期间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库尔德人的公民资格，提高各种社会工资标准等。当局承诺在不改变选举投票规则的情况下举行新的政治选举。
面对政府当局的行动，抗议运动通过发挥社会力量来组织自身。这些力量主要分布在两个层面。在地方层面，抗议者们在社区和村庄寻求庇护，并成立委员会来组织抗议运动。这些民间性质的协调委员会往往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它们通常由 5至 20名成员组成，设有一个办公室 （maktab），负责信息的发布、数据的收集、日常动员、伤员管理和全国抗议行动计划的制订，委员会内部人员间建立了紧密而强大的联系。在国家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如自由学生组织 （al-tulâb al-ahrâr）、地方协调联盟等。这些组织在反政府运动中既十分重要，又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政府当局连续的行动破坏了它们的组织结构，现有的社会公共空间也使得他们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政治话语，而其组织内部政治活动的私密性，却推动了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尽管如此，正是这些组织将反政府人员组织到了一起，并为城市的抗议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由于未能成功遏制第一波抗议游行，政府决定从 4 月开始征召全国男性人口加入军营，从而找到了控制局势的新手段。这种军事动员，在 4 月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面临两难选择，一些新兵逃到国外，另一些新兵则带着武器逃到农村和叛乱地区的游击队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军官也叛离了叙政府军队。8月 1 日，在一个军事典礼的现场，里亚德·阿萨德上校在电视上出示了他的军人证，号召他的同僚们和他一起对抗现政府，该事件标志着“叙利亚自由军”的诞生。事实上，“叙利亚自由军”是一个将叙利亚全国各地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团体组织在一起的旗帜性的标签。
2011 年斋月期间，推翻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同年秋季，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也出现了。在清真寺出口处的“星期五动员”中，出现了短暂的示威和象征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11 年 11 月底发生的两起事件，表明新的格局已然形成。先是在代尔祖尔，然后是在一周后的大马士革，一个组织使用撞车攻击的方式强行闯入叙利亚空军总部，目的是释放在游行中被逮捕的人。实际上，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的武装力量是在试图攻击叙利亚政府所在地。叙利亚也很快成立了新的国防部队。许多地区和空间脱离了叙利亚政府的控制，在那些脱离政府控制的地区，人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2012年初，叙利亚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反政府抗议运动。面对这种生存威胁，叙利亚政府命令军队进入城市各居民社区。2012年2月2日，可能是由于巧合，也可能是已向其支持者发出了明确指示，叙利亚政府决定全面压制霍姆斯的叛乱街区。在哈马事件 30年后，现在又轮到霍姆斯来经历战争的痛苦了。在试图和解、有限改革和进行镇压之间犹豫了一年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整个国家陷入战争之中。
这场反政府运动蔓延得非常快，它迫使每个人都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政府的武装行动从霍姆斯一直蔓延到叙利亚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从 2012年 3月开始，叙利亚南部地区受到政府行动的直接影响。这改变了叙利亚国内局势。突然间，整个地区都不再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村庄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叙利亚难民开始了他们的逃难之路。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考虑迁往更遥远的地方之前，会先选择向其邻居寻求庇护，然后到其他城镇和村庄中避难。还有少数人选择出国，前往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更为少数的一些人则前往西方国家。
从春天开始，政府拼凑起来的军队甚至都找不出制式一致的服装，政府控制着国境内的交通主干线、支持政府的街区、政府权力机关所在地和军营，并以此为界线将国家分割开来加以控制。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口生活在所谓的叙利亚“解放区”（mint·aqa al-muharrara）。除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地区外，其他所有地区都无法进行军事戒备和管制。政府似乎陷入节节后退的境地。在叙利亚东部的边境地区，政府人员纷纷离开，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境通道变得畅通无阻。而在上述“解放区”内部，新成立的委员会改组为拥有更大特权的协调委员会，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热情地组织起了地区内部的市政服务。以上这些情况共同预示着叙利亚即将面对的未来。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政府开始使用新的武器对付反政府势力，主要是投入使用了武装直升机。在这种情形下，全国都生活在对安全形势的担忧之中。如果政府情报机构不能实现其对“解放区”的控制，政府空军就会通过军事行动向其发起进攻。7 月中旬，叙利亚的两个大都市发生了争夺城市控制权的暴力冲突。每个被反抗力量占领的街区都举行了人民发起的庆祝活动。但是到了夏末，武器装备仍然非常简陋的反政府武装却无法取得什么进展。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将其从战机到弹道导弹的全部武装力量都投入国内政治冲突之中。
随着 2012 年冬天的到来，当代叙利亚的历史似乎就要结束了。有两个主要现象反映了这种情况。考虑到现存的政治势力，叙利亚现在处于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冲突对峙的时期，其中一股支持阿萨德政府，另一股则是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共同点是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但他们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国家政治方案。反对派势力内部看起来也是四分五裂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战争的逻辑对他们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为了武装自身，就一定需要资金和物资装备。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都开始向其外国伙伴寻求支持。从2013年开始，在叙利亚作战的不再是支持政府的叙利亚军队，而是由其外国盟友提供的新兵。外国的干涉和干预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及其控制国内局势的能力。其次，除了一些大城市以外，叙利亚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定居点都在战争中消失了，农村、中小城镇和市郊地区也都逐渐十室九空。叙利亚人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国内外流亡之旅。2013年，超过 60%的居民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当整个国家被归结于最简单普通的“诉诸武力”的表达之时，当代叙利亚的缓慢建设就已经陷于崩溃之中。
从 2013年开始，叙利亚内部和外部力量交错盘踞的局势愈演愈烈，各方势力都越来越依赖其外国盟友。一方面，政府设法建立了一个持久的联盟，以使其自身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以遏制叙利亚危机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叙利亚之友”，其内部存在的利益分歧，也助长了反对派各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武器和资金的缺乏，使人们对局势愈加敏感。对抗冲突中出现的极端暴行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激进。乱局之下，国家对边境地区管制的缺乏，也给了那些主要来自伊拉克的政治团体进入叙利亚的机会。
当库尔德武装开始以自己的身份进行战斗，当伊斯兰武装力量开始与“伊斯兰国”勾连时，叙利亚国内二元对立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组织都呼吁在叙利亚发起“另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推翻现政府，而且还要建立起“库尔德斯坦国”或者“伊斯兰国”这样新的国家秩序。他们也是叙利亚国家分裂势力的一部分。孤立的社区、被封锁的村庄和被包围的小城镇，共同构成了当今叙利亚的国家面貌。叙利亚形成了这样一个由几千块碎片组成的复杂局势，在每一块碎片中，四股势力都或多或少地试图在其中施展其影响力，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成倍地增加，只为了多占领一个检查站、一个兵营、一条道路，等等。
叙利亚进入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时期。报告中提到的他们，不再是叙利亚普通居民、政府支持者和入伍志愿者，而是接受国际援助的人、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就像非洲大湖地区的冲突一样，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否定和推翻，同时伴随着对民众不断增加的紧急援助。处于武装冲突事件频发漩涡中的叙利亚，使外国舆论倍感疲惫，因为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实现。此时的叙利亚土地上，仅凭军事检查站上的旗帜，就可以很快识别出每个检查站处于哪方势力的控制之下。2016—2017 年，叙利亚冲突各方的俄罗斯、伊朗、美国和土耳其盟友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只有通过他们各方进行武装占领，才能“缓和冲突”。在经历了长达 6 年的冲突之后，叙利亚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黑洞，在这个黑洞中，面对着这场加诸他们身上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他们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巴沙尔·阿萨德的总统任期在很多方面为叙利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位叙利亚国家的改革者、现代化推进者，拯救了自己的政府。然而，在开启本世纪的这漫长的十年里，当代叙利亚也被重新塑造了。城市成为在城墙内长大的农村年轻一代的熔炉。在世纪之交长到 20 多岁的新生代年轻人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由创新性和创造力构成的新视野。在政府的推动下，叙利亚在 2011 年出现了实现新的社会变革的巨大希望。此时人们喊出的政治口号，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未来设想的变化。叙利亚人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捍卫国家最高利益、捍卫阿拉伯民族利益和勇于抵抗的国家。但是，由反政府抗议活动引发的武装冲突吞噬了这个国家，破坏了它的社会结构、权力构成、土地，甚至也许还破坏了人们的身份认同。21世纪初的叙利亚，正处于一个变幻莫测的十字路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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